如果你爱国，应该到中国第一个国旗馆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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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世界上最大的五星红旗在哪里？我能想得到的最大的五星红旗，是国旗馆。整个国旗馆的外墙，就是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

国旗馆不在北京，而在温州瑞安。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五星红旗教育馆。
瑞安红旗教育馆落成（图源  温州文明网）
之所以在瑞安造这样一个国旗馆，主要原因是五星红旗的设计者曾联松先生是瑞安人。他在瑞安读小学，初中，到南京读高中和大学。当年的国立中央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也是亚洲顶尖大学，学术地位在北大清华之上。所以，当年能够考入中央大学的，都是学霸。曾联松就是中央大学经济系的高材生。在瑞安，乡人为他立一个曾联松铜像，碑文如下：

曾联松(1917—1999)，1932年瑞安中学初中毕业，1936年考入中央大学经济系。1944年至1946年任瑞安中学教师。1949年7月，响应全国筹备会征集国旗图案的号召，设计了五星红旗图案。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曾联松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央大学学生地下党支部书记。
但是阴差阳错，1940年2月，因为白色恐怖，他接到紧急转移的通知，从此与组织失去了联系。这一失去，就是几十年。曾联松写过一些书，他的代表作是《陶瓷发展史提要》、《日用杂品商品知识》。他也写诗词，虽然算不上杰作，水平比大多数老干部诗词要好一些。他也喜爱书法，住上海山阴路时经常帮邻居写对联。他中学时代就酷爱于右任的字，一直临于右任。他不是专业设计师，完全因为对新政权的热望，废寝忘食搞设计。据说设计过程中还受朋友打击而感到沮丧。但是从五星红旗的设计水平看，曾联松是很有美工基础的。他受到的美术教育，主要来自瑞安中学美术老师金作镐(1906-1998)。百科介绍说：

金作镐生前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浙江分会常务理事、温州市文联委员、浙江省工艺美术学会常务理事、温州师范学校副校长、温州市工艺美术学校校长、温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 温州市美术家协会顾问等职。他幼时酷爱绘画，5岁习画，14岁能制作4尺中堂画幅，19岁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攻读国画，得刘海粟、潘天寿和谢公展等著名教授亲授。1928年美专因学潮停办，后在上海新华艺术大学续读，1929年毕业。擅长花鸟，尤精画菊。他从事美术教育和绘画60余年，可谓桃李芬芳。

如果曾联松没有上过金作镐老师的美术课，或许就没有五星红旗。所以，设计五星红旗的功劳，要分一点给金作镐老师。
老年的曾联松这样回忆金作镐老师：“我能设计出五星红旗，从小受美术老师金作镐先生的启蒙教育，至关重要。”

国旗馆坐落在瑞安西山，正对着曾联松对母校瑞安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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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联松是个谨慎低调的人。他对共和国成立充满兴奋，但是并没有乐观到以为从此就能丰衣足食、衣食无忧。

他拿到五星红旗的五百元(当时面额是五百万)设计稿费后，第一件事是花二百元给妻子买了一个英纳格手表，剩余的钱大多买了粮食，存在阁楼上。

这种谨慎的保守性格，应该是适合平稳度过一生的。但是，有些冲击可能是再低调再谨慎的人也逃不开的。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王俊禄的文章写到：

1957年“反右”，曾联松因为在茶杯上抄了段列宁的“少说漂亮话，多做点实事”而被打进了“黑名单”。“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戴上了“叛徒”“地主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帽子，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但是与很多同龄人比，他又是幸运的。当时《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被红卫兵多次殴打，最后死在囚禁中。田汉死的时候，喇叭里正播放他和聂耳合作的《毕业歌》。
尽管遭受各种不公待遇，曾联松对党的忠诚始终未变。1949年以后，作为与组织失去联系的老党员，他开始重新申请入党。这一申请，就是三十六年。三十六年里，他先后打了五次入党报告。退休了，他还在继续申请。四十年前的今日，也就是1979年10月1日，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旗30周年，曾联松受邀赴京参加国庆活动。但是那时候他还是没有被批准入党。1985年11月，已经68岁高龄的曾联松，终于被批准重新入党，这时，他已经二次中风，腿脚不便。曾联松一生从事基层工作。1950年后，担任过华东合作事业管理局计划科科长，全国总社华东办事处生产处副处长、上海日用杂品公司副经理等职务。他一生清贫，下一代也清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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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旗馆所在的地方，是瑞安西山。

西山上除了国旗馆，还有一个革命烈士墓。烈士墓和国旗馆毗邻。
瑞安西山革命烈士墓（图源 马屿教育学区）

很少有人知道，这上面还有一个民国时代的忠烈祠，是文昌阁改建的，以纪念抗日战争时代牺牲的国军士兵。后来忠烈祠被改为他用。

国旗馆所在位置，原来有一个广播站。年轻人很少知道，武斗时代这里曾经有一场激烈的战斗，被称作“广播站保卫战”，交战的双方，是联站和联总，双方死伤甚多。这广播站也曾是武斗的烈士墓，后来被毁，百级台阶被履带压坏。国旗馆正对的一条沿江街路，曾经在二战期间被日军轰炸起火，烧光一条街，很多房子直到日本投降后才重建。国旗馆对面还有一个四贤亭，供奉瑞安先贤卓敬、高明、许景衡、陈傅良。卓敬的老家，就在飞云江对岸的瑞安火车站后，卓岙村。朱棣灭卓敬三族，从此卓岙无人姓卓。朱棣虽杀卓敬，却说：国家养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国旗馆和四贤亭之间，还有一个三港庙，供奉瑞安先贤三港爷。三港爷在瑞安的地位，大致相当于妈祖在福建的地位。西山虽小，却凝结很沉重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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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6月西湖博物馆全体职员合影，后排左三为施昕更

西山还埋葬良渚文化的发现者施昕更（1912—1939）。抗战期间，施先生在瑞安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写了百余篇宣传抗日的文章。在瑞安，他完成了良渚文化挖掘报告，多年后被夏鼐命名为“良渚文化”。而夏鼐也是祖籍瑞安。
中国这块土地上最早建立国家的时间已经无法考证，但是良渚文化的发现却把中国文明提前到五千年前。中国最早的国家，是五千年前的良渚古国。良渚古国已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西山作为施昕更的葬身地，或许会在不远的将来建立一座良渚博物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那时候，西山之上，一边是代表最古老国家政权的良渚博物馆，另一边是代表最新国家政权的国旗馆，相映成辉。1939年5月29日，施昕更病逝在瑞安县立医院。5月30日，瑞安当地报刊对施昕更的逝世发文悼念，内容为：

施秘书死后，大家都像失掉一件最可爱的东西，这件东西本来不该失掉而出乎意外失掉了。

施秘书是杭州人，他的品行、道德、学问，当然说不上登峰造极，可是谁也指不出他的缺点来。这是他可爱的地方。

真料不到一个有为的青年在抗战最严重、国家民族正需要他的时候，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

施昕更不是世界闻名或是全国知名人士，然而他却有值得我们佩服的地方，他沉默寡言、好学深思，待人接物处处给人以很好的印象。他的死，值得每个认识他的人都感伤落泪！

在无穷尽的时间里与无限大的空间中，一个人的死是平凡而又平凡的事，然而年青的施君不应该就这么平凡地死去，他的死虽不足以影响国家民族，但至少在抗战建国的过程中失掉了一个有用的青年！

昔日平凡的热血青年施昕更，今天因为良渚文化而被载入史册。正如普通市民曾联松因为五星红旗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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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国大地，遍地红旗。

凡有人之处，皆有红歌响彻。即使聋哑学校，学生也唱《我和我的祖国》。此刻我想起曾联松当年写的诗词，录二首在下面：

国破山河异，人亡四海忧。烽烟燃大地，血泪染芦沟。天下兴亡责，匹夫赴同仇。溯江正负笈，直上险滩头。【《负笈入蜀》(1937)】

独上江楼思黯然，万方多难对烽烟。裹尸未获男儿志，伏枥频添驽马车。闻道冤沉戈同室，更恨煮豆萁相煎。蹭蹭事逐秋风至，浪迹天涯路几千。【《登话桑楼怅望》(1944)】

当今天下，鲜有这铁血丹心。太平盛世，男儿难成英雄。一统天下，豪杰无处拔刀。佛系宅男，啃老颓废。娘炮伪男，粉丝如云。你若爱国，不妨到国旗馆坐坐，感受一下五千年的忠烈阴魂，再看看今日漫天遍野的红旗海洋。尚武题诗今又验，抛头染旗有阿谁？如果您对本文感兴趣，欢迎点击下面链接进群和我交流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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